人物简介：迟子建，196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漠河县。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奖项。作品有《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等。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看到迟子建，不禁想起若干年前作家苏童写过的一句话：“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20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新作《群山之巅》发布时，迟子建50岁，仍然是多年前的模样，适中的个子，笑起来很明亮，好像时光走到她这儿就绕行了一样。
新书发布会上人太多，没拍到好照片，《环球人物》记者请她回去后发张近照，她专门挑了一张在故乡过年时的雪景照，并开心地在回信里问：“那里的雪很白吧?”
迟子建来自冰天雪地的中国最北端——黑龙江。她的笔从未离开家乡广袤的平原山川，她书写黑土地上鲜活的人物，字里行间刻画出浓墨重彩的历史和丰富多姿的现实。
“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
“故乡与我的文字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我不断地游到那里，汲取生活和写作的营养。”迟子建说。从小生长在漠河，每年有多半的时间都看到白雪，云霞四时的变化让迟子建格外珍惜。她曾说过：“我对人生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一些变化感悟来的，从早衰的植物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淡定和从容。许多看似衰亡的植物，翌年春风吹又生，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20岁那年，迟子建根据童年生活经历，写就了她的首个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故事以一个孩子的口吻，把北方冰天雪地的小村落写得温暖而神秘。
1987年，迟子建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那个班里后来出了很多鼎鼎大名的人物，莫言、余华、刘震云……在同样毕业于北师大研究生班的作家毕淑敏眼中，迟子建是一个喜欢打了饭，在院子里依着清冷的板凳默默吃饭的女孩，“她吃得很仔细，吃得很寂寞，一任凉风扬起她长长的发丝”。
3年寒窗苦读，迟子建毕业后，依然选择回到黑龙江。她调入省作协，成为一名专职作家。以故乡为依托，她写了《雾月牛栏》《亲亲土豆》《秧歌》等一系列作品。1996年，迟子建的《雾月牛栏》摘取了首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奖。那年一同获奖的，有史铁生、阿成、池莉等，迟子建是年纪最轻的作家之一。
鲁迅文学奖3年一届。此后，迟子建又凭借短篇小说《清水洗尘》、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分获第二届、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这个奖如今也才举办到第六届，作为三届得主，迟子建是唯一一人。作家苏童曾如此描述：“每到春天，我听不见遥远的黑龙江上冰雪融化的声音，但我们总是能准时听见迟子建的脚步。”
迟子建对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及散文都有涉猎。但她最著名的几部作品，都是写故乡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伪满洲国》写了东北在日本侵略下的特殊时代;《额尔古纳河右岸》写了鄂温克一个部落的百年历史变迁;《白雪乌鸦》写的是发生在清王朝末年的哈尔滨鼠疫。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评价迟子建的创作态度是“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在她笔下，大时代的变局都被细化到每一个小人物身上，生活中有丑恶、压抑、痛苦、挣扎，但也有美好的亲情、爱情、友情。就像迟子建从小生活的东北，再天寒地冻，也有能感觉到人性的不屈与温暖。
了解时代的最好办法是走近小人物
2001年，迟子建在中俄边境的一个小村庄里遇见了一位老人。他说自己是参加过四平战役的老战士，打仗负伤断了3根肋骨，丢了半叶肺，至今肺部还有两片弹片没取出来。“文革”时，这位老人惨遭批斗，揍他的人说：“别人打江山都成烈士了，你能活着回来，肯定是个逃兵。”迟子建见他时，老人的生活并不富裕，每月只能领100多元的补助，饭都不够吃。几年前，迟子建又听说某驻军部队的一名年轻战士，因陪首长的客人游玩时溺亡，却被树为见义勇为的英雄。“这则新闻唤醒了我对那位老人的记忆，也唤醒了沉淀在我心里的其它素材。”
呕心沥血伏案两年，《群山之巅》出炉。故事发生在中国北方一个叫龙盏的小山镇，书中从一位“逃兵”的儿子入手，写了一连串在生活中苦苦挣扎的小人物……
《环球人物》：小说的名字《群山之巅》有什么由来吗?
迟子建：用《群山之巅》做书名，是因为我作品中描写的这个小镇，处于群山之巅。还有，高高的山，普普通通的人，也与我的文学理想契合，那就是小人物身上也有巍峨。所以这个篇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的。
《环球人物》：《群山之巅》中有救人的英雄、有弑母的恶人。但每个人的故事都不简单，如何理解好人与坏人?
迟子建：书中两位老兵都参加过抗战。一位因为娶了日本女人，一直背负骂名，他所承受的苦难和屈辱可想而知;另一位至死都被光环笼罩。而大家心目中的弑母恶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也是有着复杂的原因的。他的出身、他的被冤枉、他对强权的崇拜(导致了悲剧)，他是被社会异化了的灵魂堕落的年轻人。写他，我是很疼惜的。
天堂与地狱，好人与坏人，也许就是一步之遥。在这一步之遥中，一个人物思想的裂变，永远是小说家应该关注的。
《环球人物》：您一直生活在高寒之地，是因为如此，才知道温暖的可贵，下笔对人性如此怜惜?
迟子建：是对人性抱有较高的期望值，所以我的笔伸向荒寒，不忘了那里也有柔软之处。没有哪个美好季节是永久的，也没有哪个严酷的季节是没有尽头的，希望和失望相生，美好和龌龊并存，这使得我面对人生的波折时，能有一份生就的坦然，面对文学，有了挖掘复杂人性的渴望。
《环球人物》：您为何喜欢平均用墨，并对小人物花如此大的心力?
迟子建：《伪满洲国》60多万字，我用了上百个小人物，来构筑我文学中的“伪满洲国”，哪怕是写到溥仪，也采用写小人物的笔法，因为我觉得小人物身上，更能呈现生活的本真状态。每个小人物都像一面多棱镜，折射着我们这个时代。若想了解一个时代，最好的办法就是走近小人物。
我在大兴安岭长大，那里的山，单看没有起眼的，不很高，可它们连绵在一起，形成群山，就有了气势。小人物也一样，他们单个出现时，也许并不惹眼，但一群有个性的小人物站在一起，情景就不一样了，他们形成了壮阔的图画，这也就是人们喜欢《清明上河图》的缘由吧。
《环球人物》：之前您的书，总能看到对这个世界的希望，《群山之巅》读完后，却让人心惊和苍凉，是您变悲观了吗?
迟子建：生命是自我完善的历程，人总是要死去的，这个完善不可能真正地“善终”。我是理想主义者，也是悲观主义者。写《群山之巅》我已年至半百，经历了更多岁月的风霜，更多寒流的鞭笞，一些曾被我忽略和被世俗之眼遮蔽的东西，经过岁月之河的淘洗，闪现在我面前。它们的本质也许是苦难的、悲戚的，却是文学的珍珠。我的笔触以前没有抵达之境，现在可以伸到那里了。
《环球人物》：《群山之巅》写完后您的状态如何?
迟子建：完成作品后，我去香港科技大学驻校了两个月，算是调整。那时黑龙江已白雪茫茫，而南国还鸟语花香。因为寓所临海，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海边运动场散步，让清凉的海风拂去心中的疲惫。年底从香港回来，回到风雪之中，感受北国严冬的凛冽，我还是有一股说不出的亲切感。因为这样的寒流，伴随着我成长。忙完单位年前的杂事，我回到大兴安岭过年，零下30多摄氏度，我去白雪覆盖的冰河上闲走，乌鸦在空中呀呀叫着飞过，在雪亮的阳光下，它们闪现着缎子一样的光泽，你会喜欢上在寒天冻土里依然顽强地发出声音的乌鸦。
真正的好日子是朴素的
如今，迟子建的工作状态是：只要在哈尔滨，每周去单位两次，处理些与业务相关的工作。任省作协主席的这几年，她主编了黑龙江中青年作家的“野草莓”丛书，两年一辑，每辑5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现已出至第三辑，反响不错。平日里，她极少出现在大众眼前，“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心灵及生活才能给予他(她)写作的养分。我只有在正常的生活当中，而非在面对大众去‘讲文学’时，才会快乐。”
《环球人物》：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您如何看待爱情?
迟子建：我相信爱情的存在。爱情本质上是孤独的，人们之所以觉得真爱难寻，大概是因为还没体味到爱时，就一头扎进了婚姻，过起了热闹的日子。
《环球人物》：您的小说里其实隐含了很多社会问题，但您的方式又是不显山不露水地让这些黑暗面附着在每个小人物身上。为何选择这种方式来书写社会的软肋?
迟子建：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状态中，所以只要直面当下生活，不可能不与书中的故事相遇。但仅仅写故事本身，那是记者该干的事，作家要做的是写出人物内心的挣扎，剖析这样的人物生成的历史和社会动因，也就是人性的复杂性，而不是做简单的道德判断，这样人物才丰满，小说才卓尔不群。
《环球人物》：怎样看待大时代的变化给人、给社会留下的影响。
迟子建：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地方会是“世外桃源”，毒瘤也一样在青山绿水间生长。变换，是历史的必然。这变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心里应该清楚真正的好日子是朴素的、安然的，这样才不会在眼花缭乱的物质世界迷失。
《环球人物》：对您来说，存在小说家的最低志向和最高志向吗?
迟子建：我没给自己设定志向，我的想法是持之以恒地写下去，当然写出的东西要自己满意了，才捧给读者。我很喜欢福楼拜告诫莫泊桑的那句：“才能就是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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