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贾樟柯：我特别痛恨将劳动浪漫化 |
|
| 信息来源：本站信息 发布时间：2016-3-2 浏览次数：869 |
可以说我还生活在以前。我是21岁离开山西的，21年共同记忆、共同生活的人，他们还生活在那里。我觉得只要保持一种跟人的关联，只要不跟他们切断、告别，你就一直生活在那个地方。
《三峡好人》的男主角韩三明你还记得吗？他是我二姨的三儿子，老大去年在下去的时候被砸了，这是一个小矿难，我还得回家去处理。你说它是不是我的生活？在城市里生活久了，发现有人很善于跟过去一刀两断，拼命塑造一个新的自我，我觉得生活在没有过去的、很空洞的新自我里，是很可惜的事。
故乡：同学床头的《故事会》还是十几年前的
我和以前的朋友不会聊电影。我们聊的，跟上中学时没区别，说美国大选、加沙局势、矿难，说县里面的风流轶事。话题往往是从山西人的形象说起，哪儿又矿难了、爆炸了。有人会说贾樟柯你应该拍一部电影，把山西人的形象弄弄好，当然是开玩笑而已。
山西有最准确的中国气氛和生活经验。那么多的人口生活在那么大的土地上，有的人的生活是被遮蔽的。我正好出生、成长在那个地方，对我认识中国非常有帮助。
实际上山西人都有一种潜在的危机感，就是能源衰竭之后怎么办？乡村的精神生活也在枯竭。表面上看今天的娱乐特别多，但实际上在有二三百户人家、二三百个年轻人的山村，一到天黑我觉得娱乐生活是荒芜窒息的。
我有一个同学，没考上大学回家务农了。高中时我去他家玩，他床上有一本《故事会》。去年回去，他床上还是这本书。我从这看到无数的家庭，有人坐在炕上、有人站在地上，谁也不跟谁讲话，一晚上就看电视偶尔说两句。我非常理解年轻小伙子，一身的精力，一定要来城市。城乡差别拉得越来越大了。
在我小时候，这种差异被遮蔽了。我相信县城的生活跟农村的生活差不多。我上的是汾阳中学，解放前是一个教会中学，那一代老师80%是哈佛、哥伦比亚、东京大学留学回来的，和北京孔德中学在各方面落差是很小的。现在，很难想象从哥伦比亚大学留洋回来的，愿意到汾阳去教书。
山西人是很保守的，一般很恋家，不愿意离开故土。但实际上90年代初远走高飞是大家的普遍想法。计划性地分配资源造成了社会的地区化差异、社会差异。今天所有人的生活焦点只有一种，就是经济生活，大家都在谈钱。贫穷很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行为、做事方法，我听说有一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地矿局局长和一干煤老板是拜把子兄弟，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怎么弄？你会很灰心，那么多年我们想获得的基本价值，从来没有在这个土地上被真正实践过。
城市：刚一看是个欢乐的世界，但遥望远处是一片废墟
80年代中期，一个县城里的孩子能当工人是很荣耀的事情，因为意味着稳定的收入、可能分到房子，很有社会地位。但到90年代，我读书时回老家，发现他们都下岗了。
拍完《站台》之后我写了一个剧本，名字叫《工厂大门》，与卢米埃尔兄弟拍的史上第一部电影一样。两个年轻人一起进厂，差不多前后恋爱结婚、有小孩、一起下岗，下岗之后自救，凑了钱卖衣服，逐渐猜疑疏远。写的时候我特别兴奋，但写了之后开始怀疑，因为我觉得主题似乎只有两个——一是工人生活，二是钱不是个好东西。
后来我看到一条新闻，成都一个保密的国营军工厂，420厂，2006年年底的时候，土地转让给了房地产商，凝聚了10万人记忆的厂区完全拆掉了，一年以后新的楼盘建起来了。这就是《二十四城记》的由来。我第一次去成都，在工厂的家属区徘徊了三四天，一个中年大姐说的一句话让我很震撼，她说无论哪儿的工人都有一句话：以厂为家——宿舍区一楼全是地铺，吃饭的地方、卖衣服的、打电子游戏的、麻将室，拍婚礼录像的、卖墓地的，一个人由生到死都可以在这里完成。
一方面，我在成都看到北京都没有的巨大LV店；另一方面，我看到牌桌上的工人，他们故意打一上午麻将，输的赢的钱也就买一顿菜，度过时光而已。《三峡好人》也是拆除、迁移，那儿有一个巨大的三峡工程。《二十四城记》是土地的变迁，从国营工厂到特别商业化的楼盘。这种变迁让我想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变，想到5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到现在的城市化，想到从集体化到个人化。
其实三峡工程跟奥运会特别像，都是百年现代化梦的呈现。从晚清开始就感觉中国落后了，中国想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三峡大坝建起来是一个现代化的标志，奥运会也是。折腾到现在，我们就是在干一件事情，就是现代化。
顾准说现代化的目标是为了个人。我们为了个人能够获得这样的尊严、权利才去做所谓现代化的事业，但这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尝试的方法都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的。老一代工人都不喜欢讲自己，我得到的回答基本上是一样：你不要问我，我很普通，我没有故事。父辈认为自己真的是机器上的螺丝钉，个人是不重要的。
随着社会急剧变迁，个人被牺牲、被遗忘。进入工人的家庭你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家具装饰都停留在80年代，地板是水泥的，有时候会看到羽毛球拍挂在墙上。曾经那么忙碌的工人现在有大把的时间，拿很低的社会保障，每天下午在麻将桌上争论欢笑，有人在唱卡拉OK。刚一看是个欢乐的世界，但是你慢慢透过围墙、透过六层高的宿舍遥望到远处一日万变的都市区，就会觉得是一片土地上的废墟。
《人生》：我悲观的情绪、性格是后天带来的
我初中毕业后学画。如果在汾阳的话，我什么都看不见；但我去太原，可以去省新华书店总店，阅览室里有雷诺、毕加索的进口画册，可以戴着白手套翻阅来自国外的书。垂直管理把原来差异不大的中国构成变得体制化，体制化的后果是等级化，之后资源就被大城市占了。
我白天画画，晚上偷偷写小说。写的都是青春爱情故事。我学画的地方旁边是山西省公路局，有一个俱乐部就叫公路俱乐部，1991年，我在那儿看了《黄土地》。俱乐部里只有一个厅，六七十年代盖的，够两三千人坐的，有时候放电影，有时候放投影，有时候混在一起；有时候分场放，有时候循环放，你进去碰上什么看什么，特别便宜。基本上是给大家消磨时间的地方。当时我坐在角落里。我看电影永远坐在角落里，只是一种习惯，可能是自由吧，角落里想走就走、想来就来，坐在中间要麻烦两边的人让座、站起来什么的。
我开始想学电影，就是从《黄土地》开始的。我的电影里很大程度是宿命的悲观，实际上我觉得我悲观的情绪、性格是后天的，我的很多诉求没有实现。一个人去求尊严，会发现现实的不平等，才会有尊严受到伤害的愤怒。
我初三还是高一高二，具体哪一年我忘了，读到路遥的《人生》。我读《人生》之前就是个愣小子，没有艺术爱好，没有社会意识，什么都没有，就是吃饱了玩、玩累了睡、上学逃学、挥霍体力，就是这么一个空脑壳；但是看完之后突然学会了理解，同时突然怀疑。我会理解村里借读的同学，为什么拼命学？每个人面黄肌瘦，每天吃窝头、喝稀饭、吃咸菜，一个星期回一趟家再拿一瓶新的咸菜来准备下一星期。我明白了，要改变命运，因为不公平。
户籍制度把你固定了，你必须要当农民，天天要割麦子，你再有天分、再有艺术细胞、再有哲学思辨的能力、再有科学的精神素养，如果你不高考、改变不了自己的户口，你就得割麦子。
我特别痛恨将劳动美化浪漫化的文学，因为劳动真的太苦了。我从初中开始，每年夏天都要帮同学或者亲戚收麦子。到了田头，发给你一把镰刀，说你负责这一片，然后那个绝望啊，等下午麦子割完了，直起腰的时候，腰都快断了。
如果没有看《人生》，我可能就像一颗种子，撒在哪儿就自然长了，生老病死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了。有人说普罗大众不需要严肃的艺术，但我恰恰是通过严肃的文学被点燃、照亮的。我个人命运是这样被改变的，我不再是一个逆来顺受、俯首称臣的乖国民的力量，来自我的阅读。
我是被现实世界吸引才有表达的热望的，才想拍电影的。电影的魅力就是呈现自然、真实的社会。从艺术伦理上来说，其实我也是在成长，比如80年代我们读中学、小学的时候最喜欢说真善美，说多了就反感了。但从事电影工作十几年，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归纳。真是美的线，善是一个可能性。
如果你没有善，你怎么可能理解别人？如果没有善，你的内心怎么可能开放,接受陌生的世界?如果你没有善,你怎么可能想了解和理解那些存在的问题？
善是一个空间，真是一个底线。我觉得超现实主义想象的所有东西也存在“真”的问题，“真”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而是真实的情感、真实的世界、真实的问题。
电影可以一览无遗地呈现真实的人类社会——你的面孔、表情、空气、日落日出、风霜雨雪、吃饭的样子、饭碗里的热气、你疲惫的表情或者兴奋的面孔，可以最大程度地重现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
电影也能呈现自然的时间。它是时间的艺术。有次我跟一个算卦的人聊天，算卦的跟我说为什么要挑日子，因为人的命运都在时间线上摆着呢，凶吉什么的都是按照时间安排的，给你挑日子就是给你错开一些东西，让你更加顺利。我说咱俩其实处理的事情一样的，都是时间。人的命运由时间安排，没有时间怎么能呈现命运呢？
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路径，就是始终要学习历史。所有现实里面理不清的问题、理不顺的东西沿着历史脉络寻找，一定能找到根基，由那个根基再看今天会非常清晰，百年一瞬。
|
|
|
|
|
影视文化 |
 |
|
|
|
|
艺术活动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