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
八百里秦川，别看现在黄土飞扬，粗犷苍茫，也曾是一方皇天后土，孕育过十三朝古都，滋养过71位帝王，护佑过中国最尊贵的传统与血脉。
文脉至今未绝。写过《创业史》的柳青，打磨出《白鹿原》的陈忠实，以《平凡的世界》传世的路遥，到如今依然活跃于文坛上的贾平凹……不一样的文风与气质，共同书写着黄土高原的深沉与厚重。
他们的笔下，都是一片乡土中国，深藏华夏民族的根与魂。贾平凹则是乡土中国变迁的持续记录者。从1973年发表《一双袜子》起，他经历过中国当代文坛的各个时期，贯穿了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
最近十年，更是贾平凹的活跃期。
2005年，他发表了《秦腔》《高兴》。接下来的10年里，《古炉》《带灯》《老生》……部部都是几十万字的长篇，直写到2016年发表的最新作品《极花》。
他写农民剥离乡土的艰难，写进城打工者的痛苦与彷徨，写村镇基层干部与上访，写向往城市却被拐卖回农村的女子。他写树、写草、写天、写地，写山石、写明月……明月山石清隽，苍天黄土无语，却在他的笔下蕴蓄着社会的巨变、人性的悲悯、命运的无常。
还有什么比真刀实枪的作品更能代表文学？
人物简介：贾平凹，1952年生于陕西。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浮躁》《废都》《白夜》《古炉》《带灯》《老生》《秦腔》《高兴》等。图为2016年2月3日，贾平凹在西安工作室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在秦砖汉瓦间写作
数年前，在北京采访过一次贾平凹，认定他是一位内秀之人。心中自有乾坤，却不爱说话，回答问题时总是寥寥数语，惜字如金。后来，看到贾平凹一位同事摘录弗吉尼亚·伍尔夫评价蒙田的话来形容他：“可不是开门见山的人。这位先生眼睑下垂，脸上带着做梦似的迷迷惑惑的神气，一边面带微笑，一边又郁郁不乐，叫人难以捉摸，要从他嘴里掏出一个明白答案是办不到的。”忍不住就笑，简直是采访情景再现。
许是“一回生二回熟”，也或许是因为这次采访地点在贾平凹的“主场”西安，他爽快许多。工作室位于顶层13楼，临上楼电梯维修。《环球人物》记者一行只好扛着摄影、摄像器材哼哧哼哧爬上去，见到贾平凹，他一面惊诧，一面不忘打趣：“古时候拜高人，文官下马，武官下轿，再高的台阶都得爬，这是给你们下马威呢。”
一进门，这个工作室就让我们惊叹不已。它哪里是单纯的写作之地，简直是个微型博物馆。复式的单元房，从玄关处就摆着各种雕像、石刻、秦汉瓦当，一直延伸到整个房子。入内一看，地上摆了一层，多层格的柜子更是里三层外三层，满满当当，天花板也利用起来，该挂的挂，该镶的镶，于是博物馆又进阶成仓库。
再仔细打量，每样东西都摆放讲究。通向阁楼的台阶上，左右两边每层两只小石兽，一左一右，面向客人，夹道相迎。客厅当中台桌上是一块巨大的奇石，中间凹陷进去，似大砚台，又似聚宝盆，正胡乱猜着，主人开口解释了：“我名字里有个凹字，这石头正合我的名字。”
贾平凹喜欢这类“不言自喻”的物件。形状如蛙的石头、古董在他家里随处可见，他甚至找到了一块刻着“金”字的瓦当，反过来放着，字形恰巧是“平凹”。
书房里神仙瑞兽相伴，又格外文华毓秀。他被故乡人传说为魁星所点的“商山文曲星”，书桌对面挂的是老家魁星楼上的旧物件。房内一尊何仙姑塑像，手上执的都不是荷花而是笔。
贾平凹特意在书桌前放了一面铜锣，笑说“开工”时也会敲一声。民间俗语里有：“锣声一响，好戏登场。”贾平凹的锣声响过，恰如一条分割线，将都市的喧闹隔绝于书桌外，让他自由自在地于纸上刻画一条条山脉、一座座村庄、一位位乡人。
扎在心里10年的故事
《极花》是在这个书桌上写出的最新长篇小说。小说是虚构的，但有原型。整整10年，原型的事都像刀子一样扎在贾平凹的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10年前，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贾平凹的老乡向他诉苦：人走了，又回那个地方去了。
话中的人，是老乡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父母整整3年都在寻找，靠卖破烂每攒够5000元路费，便出去寻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了人，打得头破血流地把人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主动回到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
贾平凹当时惊得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来，这结局，“鬼都慌乱啊”。
10年里，贾平凹对这件事一个字都没有写，写不出来。正如他在《极花》后记里写的：“怎么写呢？写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如何被骗上了车，当她发觉不对时竭力反抗，又如何被殴打，被强暴，被威胁着要毁容，要割去肾脏，以及人贩子当着她的面和买主讨价还价？写她的母亲在3年里如何哭瞎了眼睛，父亲听说山西的一个小镇是人贩子的中转站，为了去打探女儿消息，就在那里的砖瓦窑上干了一年苦力，终于有了线索，连夜跑100里山路，潜藏在那个村口两天三夜？写他终于与女儿相见，为了缓解矛盾，假装认亲，然后再返回西安，给派出所提供了准确地点，派出所又以经费不足的原因让他筹钱，他又如何在收捡破烂时偷卖了3个下水盖被抓去坐了6个月的牢？写解救时全村人如何把他们围住，双方打斗，派出所的人伤了腿，他头破血流，最后还是被夺去了（他女儿的）孩子？写他女儿回到了城市，如何受不了舆论压力，如何思念孩子，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
激愤、震惊、悲哀、不解，种种情绪困住了贾平凹的笔，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帮他脱去束缚。
现实则带给贾平凹种种思索。他是喜欢在现实里追寻的作家。年轻时，贾平凹的采风方式就很豪迈：一座秦岭，西起定西岷县，东到陕西商州，他是沿山走的，走过了横分中国南北的最大的龙脊；一条渭河，源头在定西渭源，入黄河处是陕西潼关，他是溯河走的，走的是最能代表中国文明的血脉。
作家冯骥才曾忍不住夸赞：平常到陕西去，基本上找不着贾平凹，就有一次，他《秦腔》写出来，见了一面，到他家玩玩。（其余时间）他就下去，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两年回来，一本长篇拿出来了。长篇正热的时候，找他就又找不着了。这是一个作家最好的状态，作家就应该在生活里，作家不是人前的，是人后的。
这10年里，贾平凹一如既往过着人后的生活。他跑了很多地方，大多是远离公路的偏远农村，包括陕南老家的大深山里，陕西咸阳以北的彬县一带，直到甘肃定西。
感受最深的是农村的衰败。“去了，一个村一个村的没人，从门缝往里看，院子里的草半人深，有的院落从顶上开始裂缝、塌陷，因为一不住人，房屋很快就坏了。好多地方并了乡，因为连乡政府所在的小镇都没有多少人，还要设一套班子，太浪费，几个乡就合并起来。学校并校更早，那是从多少年前就开始了的。”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难题依然在困扰着农村，还有了新的问题——女性的流失。“很多偏远村子去了以后，不光是没人的问题，而是没有女人了。男孩因为赡养父母等问题，总还要回去。女孩不承担撑家的义务，更不想嫁回老家，宁愿找一个一同在城里打工的，或者漂泊在城里，都不想回去。出嫁的人少了，光棍就特别多。媳妇从哪儿来？”
这便与那个老乡女儿的事情衔接上。“拐卖人口这个行为肯定是违法的，买卖婚姻在本质上与旧社会的地主恶霸抢亲没有什么差别，咱必须反对。如果是当时写，肯定也生气得很，咱设身处地，如果是自己家里人，你难受不难受？儿女在外面受罪，你当父母的想不想？但你反过来再想，那些人，找不到媳妇咋弄？为什么她最后又回去了？生了孩子，这是无形的绳索。被解救回来，我老乡他们父女、母女团聚了，可她女儿又母子分离。另外回来后，跟前人都知道她被拐卖了，还给人生了娃，没法说亲，家里想把她远嫁。她可能觉得如果那样，还不如回去。日子过长了以后，那家人可能对她也不错。虽然愚昧，但本性善良，并不是那种恶贯满盈的坏人。”
《极花》中，贾平凹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让这个叫胡蝶的女子唠唠叨叨，一笔笔描摹出她从被拐到获救，再到重回“火坑”的所见所闻和心路历程。“看起来写的是倒卖妇女的问题，但其实不是单纯写故事，而是写目前城镇化背景之下，农村面临的一些困境。”
记录变革中的乡土中国
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曾评价贾平凹：“不惜对现实、对日子做着社会学意义的忠实记录——这种写作变化，从《秦腔》就开始了”。在谢有顺的眼里，《秦腔》之后的10年，“贾平凹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旺盛期，同时也创新了乡土文学的写法——《秦腔》仿写了日子的结构，以细节的洪流再现了一种总体性已经消失了的乡村生活；《带灯》貌似新笔记体，介于情节与细节之间，疏密有致，小处清楚，大处浑然，尽显生活中阳刚与阴柔、绝望与希望相交织的双重品质；《老生》则讲述了经验的历史，把物象形态与人事变迁糅合在一起来写，进而呈现一种现实的肉身是从哪里走来的。”
《秦腔》是贾平凹第一次全面写到他的家族和村子。那些年每次回乡，村里的变化离他记忆中的故乡越来越远，传统的乡土文化一步步逝去，他于是冲动着要为归去的故乡竖一块碑。《秦腔》中，有对过去的缅怀、想念，也抒发着农民剥离乡土的艰难。
同《秦腔》类似的作品还有《高兴》。《秦腔》如果是一群人的剥离乡土，《高兴》就是一个人的历程，人物原型是贾平凹的发小，两人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学。贾平凹鲤鱼跃龙门，成了著名作家；“刘高兴”则在当兵复员后回农村，做过泥瓦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摆过油条摊，年过半百后进城，靠收破烂为生。他一心想成为城里人，但却注定无法融入城市。
2015年10月，根据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的商洛花鼓现代剧《带灯》在陕西西安上演。
《带灯》则是从基层干部的角度，写一个被现代化进程裹挟的村镇。单行本出版于2013年。女大学生萤来到位于秦岭地区的樱镇工作，负责综合治理办公室的维稳事宜。她不满“腐草化萤”的说法，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带灯”，与形形色色的上访人员打交道，解决最基层的问题，这其中有苦恼，有矛盾，也有担当。
2014年的《老生》，更是一首20世纪中国的“悲怆奏鸣曲”，4个故事跨越20世纪初到当代——李得胜、匡三、老黑们的“革命”；马生、栓劳、白河们的“土改”；老皮、刘学仁、冯蟹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老余、戏生们的新时代“发展”。每个故事对应着一个时代，20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几乎全有了对照。
乡土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无可挽回地沦陷着，这是时代的苦痛，也难以否认是时代的进步。贾平凹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作为一个作家，肯定不能像决策者一样，去从各个方面考虑国家怎么个走法，政策怎么个制定法。作家思考的，可能只占其一点吧，对什么有兴趣就深挖这个东西，别的啥都不管了。当然希望是全面把握，越全面越好，慢慢积累，帮助大家思考这个东西。”
在贾平凹看来，在每一次社会剧变的潮流中，人性都得到了特别充分的表现。“它给了人们表现的机会。于是你可以思考很多问题，体制的、人性的……平常这些都看不出来。人是很复杂的。比如我看到你的善良、优点时，说明我本身也是善良的。如果我看到你身上的丑陋、罪恶，那我本身也是丑陋的、罪恶的。而环境会改变一个人，你在乡下的院子里，随意吐痰，脚蹭点土就能埋了，瞌睡了脱了鞋就上炕，那个环境让人放松，对主人也不用敬畏。到人民大会堂就得西装革履，一举一动表现出高贵。人毕竟是种动物，和其他动物一样有本性，只不过有意识地用文明来调和这个东西，才表现讲礼貌、有秩序等等。但人身上本质性的东西还是一直存在的，到了特定场合、特定情境下，就会显现出来。”
大转型年代，同时伴生着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进城去，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往城市涌聚。那些模样端正的，有点本事的，很多确实在都市里扎下了根，过上了好日子。更多的却漂着，他们寻不到能让自己落根的工作，宁愿过一天算一天，每天三顿吃泡面也不愿再回去。这个困境，这些在城市化道路中被牺牲掉的人，或者说这些年里那些你所见到的心里没有办法说哪儿对、哪儿不对的事情，那些纠结的东西，就是我想写的文学。文学就是触动你心灵的、让你左右为难的那些东西。你看到好多问题没办法解决，很纠结没办法说清的时候，就把这些很隐秘的东西、很柔软的部分拿出来，就对了。”
文学一贯的大胸怀
《老生》出书时，封底印过贾平凹的一首诗：“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他是那种心怀冷暖、肩担道义的作家，曾经自叙道：“‘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只好辍学务农……当教师的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而我就是黑五类子弟，知道了世态炎凉，更经历了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整肃、改造、统一着思想和行为。再后来，以偶然的机会到了西安，又在西安生活工作和写作，又后来是改革开放了，史无前例，天翻地覆，我就在其中扑腾着，扑腾着成了老汉。”
这条命运之路，贾平凹经常回望。“当我从一个山头去到另一个山头，身后都是有着一条路的，但站在了太阳底下，回望命运，能看到的是我脚下的阴影，看不到的是我从哪儿来的又怎么是那样地来的……命运是一条无影的路吧。太多的变数，沧海桑田，沉浮无定，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这是他写作《老生》的初衷，也是他文学一贯的大格局、大胸怀。
贾平凹生在陕南商洛秦岭边上，恰好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处，属于“秦头楚尾”。他有着南方才子的灵秀、浪漫文笔，却一直告诫自己不能堕入纯粹的小巧精致或者轻佻油滑中，时时警惕。长期生活在关中平原，让他的文风愈显厚重。
他曾说过自己写作时的选材，“既是你的，又不是你的，既要是个人的，又要超乎个人，是大家的，是社会的。”贾平凹称之为“同感”题材，“比如几十个人一起去旅游，中午12点你肚子饿了跟司机提议吃饭，同行的人也都饿了也想去吃饭，你的饥饿感就是大家的饥饿感，你的提议就得到大家的响应了。如果在上午10点钟你提出去吃饭，我估计没有人响应你。”
从这10年或者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说，文学正一步步边缘化，贾平凹称之为“地盘越来越小”。
“‘文革’前，文学里虚假的东西多，一篇可以，两篇可以，今年可以，明年可以，十年八年就不行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这么多年里，中国文学里批判、揭露的成分比重那么大，中国人对批判、揭露式的文学作品渴求度那么高，也有这种历史原因。”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报纸、电视等开始“抢夺”地盘。“原来这个事情大家都不知道，某个作家先写出来，人都觉得离奇，就火了。而报纸、电视发达了之后，文学这种揭批现实的功能就弱化了。”
各种流行文化的发展，更是让文学越来越纯粹，“因为娱乐的功能去掉了，甚至连教育、教化的功能都在减退。其实这也是对的，社会慢慢在发展，分工必然越来越细。但文学这东西，也肯定消亡不了，因为它关照内心。就跟宗教一样，再进步、再现代化，都有人需要宗教。”
曾经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从保守到开放、从晦暗到斑驳的时期；近10年，又眼见着文学和这个社会一起摸索前行，曲折往复……保守的、先锋的，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民族的、西方的，一路走来，就有了现在的贾平凹。
《环球人物》记者想请他谈一下中国当代作家，他很谨慎。“话不好说。咱毕竟不是评论家，对某个作家的作品没有全读的话，很难公正地去谈。从目前看，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目前还活跃的人里，我是年纪最大的。这批人都变成老作家了，很成熟了。你看现在，‘80后’与‘50后’同时期活跃着，‘50后’能到啥程度，我看也就现在这种程度了，而人家‘80后’，生命还早着呢，再过50年都能写。其实同年龄段同时期去比较才公平。中间‘60后’‘70后’里，也有很多人，比如迟子建啊、毕飞宇啊，也写得相当好。”
还有个区别，“‘80后’作家的经历更固定一些。我们却是大起大落，小时候很贫困，上了几年学，‘文化大革命’又开始，后来又下乡了、又改革了，把中国剧烈变化从开头到现在都经历了。也是个财富，能写的东西多。”
变与不变
十年，对于贾平凹来说，不仅仅是深思一个故事，写几本小说。周围的很多东西都在发生着变化。
对风水的看法在变。“古老的西安为啥能成为十三朝古都，它前有渭河，后有秦岭，历史上灾难少，风沙少，气候好。但现在雾霾一来，反而成了坏事情了。这个风老不得来，雾霾老不得走。”
书法在变。工作室客厅里挂着他自己写的字，总是过一段时间就换了。如今这幅挂了有一年了，“神为”，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意境大，字也大，气势磅礴。
写作的境遇在变。他不是没经历过挫折的作家。上世纪80年代，评论家们一度批评他文章变得灰暗、悲观，他吸取批评，躲到陕西的几个小县城里继续创作。上世纪90年代，更大的打击袭来。1993年，他出版了反映城市知识分子生活状态的《废都》，前半年好评如潮，后半年风向突然变了，书成了禁书，省作协、市作协层层开座谈会，处处是批评。加上身体病痛，他一度疲于应对。但仍丢不下写作，用陕西人骨子里的生冷蹭倔一点点码字，用一页页文章为自己疗伤。长篇小说《高老庄》1998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怀念狼》出现在《收获》杂志2000年第3期上，再到2002年出版长篇小说《病相报告》，这整整十年，一定也难以忘怀。
之后便是更多的佳作频现。2008年，贾平凹的《秦腔》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听到消息，有记者问他当时的心情，贾平凹只说了4个字：天空晴朗。然后出去吃了一顿羊肉泡馍。次年，《废都》解禁。
不变的更多是内心的东西。
依旧用一支笔纯手写创作，不用电脑。他不信任机器。早些年买过电脑，结果打字关死活过不去：用拼音，一开口就是满嘴的陕西话；用五笔，手指头不听使唤；用写字板，笔画不规范，显示出的多半是错别字。最终还是扔掉电脑用手写，反而更快。
尝试过微博，只在2010年年底发过一条简单的“圣诞节快乐”，便引来24.6万的粉丝关注。他干脆再一句话也不说，只偶尔在博客上发零星文章。
依旧醉心于收藏，且兴趣庞杂。《环球人物》记者捎去的杂志里，附赠一张猴年生肖邮票，他接过很是欢喜：“我听人说了，这邮票红火得很。”
依然悲悯。老朋友说他“下脚都怕踩着一只蚂蚁”。《环球人物》记者们采访结束，扫罗苹果、点心时，得知他家里有只老鼠，已“养”了4年。朋友送他一个带陷阱的笼子，放了一晚上，他一夜担惊受怕把这条小生命“祸害”了，清早起来又把笼子收走。老鼠啃了他最珍贵的拓片，他狠骂一顿，骂完又笑：还是只“文化老鼠”。
最后一个问题谈及写作，他坦率地说：“没啥变化。干这行总想不停地突破、提升。但难得很，提升一点点都了不得。随着自己的追求、年龄、阅历，写作肯定也要不停地变化。或许变好了，或许还不如以前了。这几年来、十来年、几十年吧，我还能问心无愧说自己是潜心创作，而不是说三心二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且确实是在写作中追求一些东西，写自己想写的一些东西。就这样简单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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