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二十五年后，李庚才看到曾经在父亲创作生涯中留下重要位置的速写稿。位于北京大兴区的李可染画院，有着父亲李可染曾经想要积极融入新社会的写照。今日的大兴区早已经成为地价高达数万元的城市，但在六十五年前，李可染曾经和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一起到小红门、龙爪树村等参加新中国土改，并有绘画写生、纪实、记事，先后绘制了21幅宣传画，之后才有了我们知道的《新分黄牛牵到家》等重要作品。
“在西红门镇，父亲李可染和蒋兆和等先生进行了建国第一次文化突破的创作，这批手稿就是其中重要的记录。”李庚在谈及到父亲这批手稿的面世时说道，很欣慰母亲邹佩珠能够在离世前看到这批作品。
李可染的一生处于社会动态和变革之中，在20世纪初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他的艺术发展始终伴随时代进程的节奏，不断调整以适应时代和艺术发展的需要。只是在李可染艺术创作的长河中，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山水大师的高峰，但是当我们把李可染的艺术创作从头来看，重新去梳理李可染的创作生涯，《韶山》、《万山红遍》等只是他的山水画中的重要代表作，未曾面世的《白毛女》剧情速写稿等则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李可染，尤其是一个曾经想要走人物创作路线的李可染。
正在李可染画院展出的“千难一易——李可染速写作品展”，150余幅从未完整面世的遗存画稿，展示了李可染在写真、临摹、速写、水彩等西方绘画技艺方面鲜为人知的扎实功力，也让人重新认识这样一位山水大师身份之外的艺术家。
“这批第一次面世的李可染手稿，从时间段来看，这批画稿的创作时间从建国初到文革前，最早的距今已六七十年，稿纸都已泛黄，个别还有残损。主要是人物、动物和山水，其中尤以人物最为丰富。”李可染画院研究员张忠义告诉记者这批速写稿基本状况。
其中包括黑白与彩色素描人像10幅左右;《白毛女》剧情速写34幅;土改速写8幅;欢迎解放军、抓农业生产、搞建设素描稿25幅;工农劳模游北海大会全稿21幅、鼓足干劲画稿2幅、娄山关局部画稿6幅以及其他素描和水彩画等共计150余幅。
展览现场最让笔者震撼的还是一组《白毛女》剧情速写稿，根据画稿上的文字记载可知，李可染是在戏剧演出期间，在剧场熄灯的情况下默写而成的，其难度可想而知。
其实早在李可染童年时就酷爱戏曲人物的绘画，后来16岁的李可染考入到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师范科，学习图画和手工，也正是在上海期间，才得以看到吴昌硕等人的真迹，后受到康有为关于唐宋绘画的启发，更加集中精力在传统中国画的创作中，并且在毕业创作中以其王石谷派细笔山水中堂获得第一名，并且得到当时校长刘海粟的题跋。
这样的一条中国传统唐宋绘画的学习创作之路，以传统中国画来看是极为正统的学习，一直到1929年，李可染考上当时的杭州国立艺专艺术研究部研究生，好巧不巧的是，他的老师就是当时深受西画影响的林风眠，以及林风眠从法国青睐的油画家克罗多，这一时期的李可染的绘画学习以素描和油画为主，同时自修国画。
后来由于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李可染被迫离开学校回到家乡徐州，并且于1932年在徐州举办了个人的第一次画展，当时还是以油画创作的作品为主。此后的数十年时间中，李可染创作了大量抗日战争的宣传画，和同时期的有志青年一起，进行了很多爱国宣传活动，而再次正统的创作中国画则是开始于1942年。
1946年李可染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就是在北京拜齐白石为师，成就一代大家。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李可染已经成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山水画)副教授，并且积极投身于当时的大建设中去，这才有了今天首次完整展出的这一时期的速写手稿。
“这批手稿中，现在已经知道的画稿成品被美术机构收藏或者正式出版过的有5件，分别是《新分黄牛牵到家》收藏在中国美术馆、《工农劳模游北海大会》、《韶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和《娄山关》。其中《韶山》更是在后来的拍卖中以1.24亿元成交。”张忠义对记者说道。
同时这批画稿中也有李可染稍晚时期的风景山水的写生画稿，从这些画稿中能够窥探到他日后在每一幅山水画创作中所付出的努力，《娄山关》局部的写生稿。“可以看到李可染从铅笔画稿到色彩稿的演变过程，这些风景山水的写生稿都是根据他的爱好、兴趣和感受，选择自己最想画的那部分景色进行分部创作的”。
虽然李可染这一时期尝试进行人物画的创作，但是并未放弃山水画的创作，1954年李可染与张仃等人一起到浙江、安徽等地区写生，从此就开启了李可染中国画创作勤奋的一生。
“但是我还是很惊喜于这些手稿的发现，不仅让我们触碰到了60年前新中国土地上历史性的一幕，而且也让我们触碰到了李可染在那样一个新旧交替时期的心路历程。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当时李可染想走另外一条艺术道路，但是这条艺术道路我们从今天李可染以后的艺术实践看，他并没有怎么继续走下去，那是什么原因，在当时他要画这些作品?在画的时候李可染的追求是什么?如果说时代环境让李可染当时决定要这么去画，又是什么样的环境和历史条件让李可染又终止了这样的艺术道路而转向了山水画的革新?”李可染画院副院长王鲁湘对于这一特殊时期的李可染的创作充满好奇。
从开始就结束的人物画创作
如果谈到李可染在不同时期的变革，其实也是这一时期艺术家的普遍性选择。李可染画院副院长刘曦林谈到，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的频繁政治运动中，艺术家充满热情投入到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去，被分配到各种政治运动中去学习、锻炼和思考绘画，这个是时代的艺术现象。这个现象是时代对于艺术家的要求，艺术家怎么样适应时代做出巨大的努力，现在看来有些是符合艺术规律，有些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
1950年代的李可染其实是困惑的，作为自由画家的李可染和作为美院教授的李可染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这种困惑体现在人物和山水的选择，以及山水画创作的写生困惑期。
“李可染的这批手稿，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分作为美院教师的作品，但也有一部分是作为当时李可染想从1949年以前自由创作的李可染变成可以为新中国接受的李可染的一部分历程的东西。”王鲁湘说道。
1949年以前的李可染是传统的书斋画家，不是社会画家，他画了很多和人民大众没有关系的古装人物，以及和写生没有关系的意笔山水，但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创作方法和路径被新时代所接受了，需要重新改革和选择了，这批画稿中的“土改”题材和“白毛女”系列就是李可染想要被新社会所接受的种种努力，不画古代的侍女和士大夫了，改画工农兵和白毛女了。“这对于李可染而言，这个时期特别想要画一组主题性的绘画，这个是绝对革命的”。
作为当时阶级斗争的教材，“白毛女”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艺术家都必须要看的，李可染也不例外，他看了十遍的“白毛女”演出，用画笔去表现这么一位充满革命精神的舞台形象的女性，在当时看来也是“保险”的。
“在黑灯瞎火的剧院里，李可染去看这些舞台形象，现场画速写，还有一些舞台下的农村形象，从今天的34幅《白毛女》速写来看，当时这个题材李可染是有一个宏大的史诗的构思”。王鲁湘说道。
但是为什么最终没有成型?说来也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趣闻。
“一出笔的李可染就蒙头转向了，邹佩珠曾经回忆到，当时杨白劳给喜儿扎头绳的画面受到了批判，被认为是丑化劳动人民的，这一下子把李可染打闷了，不敢再往下画了，所以在速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宏大的构思就没有继续下去了”。(注：后经李可染女儿李珠证实，李可染有一系列白毛女题材的作品创作，并曾经在2007年进行过展出。)
这一闷棍不仅把“白毛女”题材的大构思打掉了，也破灭了李可染想从事人物画的愿望。
除了“白毛女”之外，李可染在这一时期还是留下了一些代表性的人物画作品，其中“土改”题材的作品是李可染相对比较成功的主题性人物画的作品，并且在当时获得了文化部的奖项。现在我们知道的李可染代表作品《新分黄牛牵到家》，其创作手稿也在这批被发现的手稿中，和最后的成品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画面中的孩童、老农以及大黄牛都基本上保持了画稿里的状态。
另外，《工农劳模游北海大会》是一幅既写实又写情的画作，而且每一个画稿，一个人一段风景李可染都做了精心勾画，特别对游园人物的神情做了处理，以及牌楼上的毛主席像的铅笔素描极为端庄肃穆。而就西画素描的功力而言，其中的两幅人物头像则更加具有代表性。李可染用几个线条的明暗变化把男子的肌肉质感和生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李可染与他的时代：为“何”而画？
作为自由艺术家的李可染在“放弃”了人物画创作的构思之后，进入了长达两年的沉寂期，不知道干什么的李可染在张仃先生的“政治保证”之下，才开始转向山水写生。
50年代李可染曾经三次大规模的出去写生，1954年李可染首次与张仃等人长途写生，1956年李可染再次历时八个月长途写生，1959年又去到桂林写生等，但是三次大规模的写生，都面临着一个“对景写生”的问题。
“李可染特别的困惑，如果这么画下去永远达不到古人的水平，古人的山水画讲究的是意境而不是景色，是和当时的诗词、哲学、世界观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由于当时我们是一种写实主义的绘画观，一大批出去写生的画家都是一个个景，没法和山水相比的。”王鲁湘在谈到当时李可染山水画创作的困惑时说道。
但在当时所谓的山水并无古人的意境，在所谓的大炼钢铁的时代中，如何能够脱离这种束缚，这是作为画家的李可染在思考的。
在2015年中国嘉德举办的“河山色染——绘出新中国”展览中，包括李可染的老师林风眠甚至都创作过大炼钢铁的劳动人民形象，以及后来我们看到的各种以红色题材为主的画家作品。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中，画家的创作开始得以区分和凸显，相当一部分的画家继续延续红色题材的传统创作，但是李可染、傅抱石等画家则是十分“聪明”的选择了另外一条红色道路。
“李可染并不想要画所谓的大建设中的政治山水画的意境，但是中国诗词中理解的意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否也可以，李可染没有办法回答也不知道该怎么画，所以他开始写文章思考，并且给学生讲中国山水画的意境问题。”王鲁湘说，受困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李可染在思考如何去体现中国山水画中的传统诗词意境。
和傅抱石不断的创作“毛主席诗意图”的选择几乎一致，1959年，毛泽东诗词开始整理发表，可以说是这个诗词发表救了一批中国山水画的艺术家，也解决了李可染一直困惑的“对景写生”的问题。
“这些艺术家突然从毛泽东诗词中找到了把中国山水画从50年代的写生写景一跃而为写实写境，其实是为画家找到了一个政治保护伞，所以大家发疯似的去画毛泽东诗词，才有了后来的李可染的《长征》，一系列的写长征的诗里头包括娄山关、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八个字给李可染很多灵感，反复的画这些东西，然后由景变成的境”。王鲁湘总结道。
那这个时候，李可染显然已经进入了王维诗词中的意境，同时在“政治保护”下，又能够大胆的进行艺术创作，这就有了后面很黑的画面。
回头来看今天拍卖市场中的天价作品，比如傅抱石创作与1964-1965年间的《毛主席诗意》册页以2.3亿元成交;有五幅超过亿元成交的李可染作品，分别是创作与1959年的《长征》以1.07亿元成交，创作与1964年间的两幅尺寸不同《万山红遍》以2.93亿元和1.84亿元成交，创作于1974年的《韶山》以1.24亿元成交，创作于1976年的《井冈山》以1.26亿元成交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一个画家的艺术道路选择，以及和他所处的时代的关系，有主动的，有被动的，有无奈的，也有非常智慧的自我保护和选择，李可染经历了其中的选择，在自我的修养中，最终成为一代大师，今天的这批手稿首先是给我们展示了不一样的李可染，更重要的是启发我们在艺术道路上的探索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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